如果“被遗忘权”作为一项私权利被确立，在未来会出现公民个人与互联网巨头公司的对抗局面，消费者保护中的公益诉讼制度也将在“被遗忘权”保护领域发挥更大作用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自古以来，遗忘都是人类的常态。然而这个规律在互联网时代却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，用户的信息会被互联网平台一直“记忆”着。
2014年，在“多学科视野中的‘被遗忘权’研讨会”上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、传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巍提出，公民应该享有个人信息的“被遗忘权”。
5月23日，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研讨会上，朱巍再一次呼吁“被遗忘权”应当纳入立法保护，并且通过消费公益诉讼发挥更大作用，成为约束网络公司进行数据掠夺的有效武器。
“被遗忘权”是大数据时代
用户的核心权利
早在20多年前，欧盟就在数据保护法律中提出了“被遗忘权”概念：任何公民可以在其个人数据不再需要时提出删除要求。
欧盟委员会从2012年开始建议制定关于“网上被遗忘权利”的法律，提议包括要求搜索引擎修改结果，以符合欧盟保护个人信息的方针。
事实上，互联网用户的信息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没有涉及用户隐私的数据被称为大数据，用于判断整个互联网的发展规律与情况。而另一类则具有可以识别性，涉及具体个人的信息。朱巍认为，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搜集有个体识别性的网络信息时，应当尊重用户自己的意愿，充分保护用户的“被遗忘权”。
“被遗忘权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提出，是基于精神性人格权的商事化使用。”朱巍认为，被遗忘权是精神性人格权中自由权的一部分。人格自由包括人对自己信息的控制权和处分权，其与自我决定权相结合之后，人格自由不仅是一种基础性权利，而且可以上升为实体权能的实质性权利。
随着“互联网+”时代的进一步发展，网络公司的竞争主要是数据获利模式。
“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网络用户的网络行为，利用cookies搜集用户各方面的信息，进行数据分析，以此来促进和推广商业行为。”朱巍谈到，互联网用户的信息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，搜集者可以将其运用于分析用户的行为习惯和具体身份信息，从而进行精准的广告投放。
“数据作为一种资源，本身属于无体物，用户很难知晓网络公司占据了多少除身份信息以外的数据。同时，网络公司对采集数据的处理大都通过‘云技术’、后台加密技术等方式进行，网络用户因技术的原因和信息不对称，无法知道自己的网络行为到底有哪些数据正在被搜集。”
朱巍认为，当网络用户不再使用某个手机APP或者网络平台的网络服务后，这些用户的个人信息应当“被遗忘”，网络公司不能再继续暗中搜集用户的数据。
“被遗忘权”
进入立法的条件已经成熟
2014年，欧盟法院曾以判例的方式确立“被遗忘权”在欧洲司法的实践，要求提供网络搜索服务的谷歌公司应按照公民意愿，对一些历史网页中使人尴尬的图片和内容履行删除义务。
此前，一位西班牙公民将谷歌告上法庭，称谷歌搜索结果将自己的名字链接到一篇1988年负面新闻报道，这篇报道显示当时这位公民因未能支付税款而被迫拍卖房屋。欧盟法院此次对于公民享有“被互联网遗忘权利”的表态，意味着人们能够删除网络上留下的数字记录。换而言之，在欧盟的法律框架下，网络用户将可以“抹掉”过去。
朱巍认为，在互联网+经济如此迅猛发展的今天，已经具备确立“被遗忘权”的成熟的环境，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类似诉讼进入公众视野。
针对我国正在编纂的民法典，朱巍认为应该通过立法，将大数据背景下的用户数据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对待，确定数据权的内涵和外延，借此来衡平技术发展与人格权保护的微妙关系。而人格自由权引申出的“数据权”“被遗忘权”也应该得到立法保护。
作为论证专家，朱巍全程参与了国家工商总局正在起草的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实施细则，他提出应当确立基于数据权的“被遗忘权”，对恶意软件进行规制。
“被遗忘权”的确立，必然会导致无过错的技术中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更多责任。然而朱巍认为这并不会影响未来互联网产业的发展。
“现在的网络发展遵循的是丛林法则。通过实践，未来会确立越来越多的规则，告诉大家哪些权利可用，哪些不能用。”他认为，现在的网民协议中有很多不利于消费者的规定，比如一些网络服务的格式条款，只要点了“我同意”三个字，就意味着消费者接受并且承担责任。
朱巍认为，“被遗忘权”的立法，应当要切实保障消费者删除网络个人信息的权利，明确消费者维权的有效途径。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应当在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上承担更多责任。
“被遗忘权”的确立，还会产生公众人物的被遗忘权行使和公众的知情权之间的平衡难题。公众知情权或者公共利益是针对隐私权的抗辩事由，而被遗忘权是人格自由权的范畴，公众人物应当同等的享有被遗忘权。
“被遗忘权”确立将指导司法实践
5月4日，北京海淀法院审结了我国首例“被遗忘权”案件。
原告因自己的前东家名声不好，而在百度上对自己名字进行搜索，结果显示出自己与前东家的关系的链接，要求百度删除这些相关链接和信息，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，这一诉求在一审和二审中均被驳回。
海淀法院认为，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应“被遗忘”(删除)信息的利益指向并不能归入我国现有类型化的人格权保护范畴，只能从一般人格权的角度寻求保护，但是由于原告主张的该利益不具有正当性和受法律保护的必要性，不应成为侵权保护的正当法益，故判决驳回了任某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朱巍认为，在司法审判中应当尽量避免对一般人格权的直接援引，而应当引用具体的人格权。如果“被遗忘权”被立法保护，则在这个案件审理中引用“被遗忘权”更为合适。
2012年12月28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《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》，其中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中收集、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，应当遵循“合法、正当、必要”的原则。
朱巍认为，由于立法机关至今都没有对这三个原则进行法律解释，所以司法实践中很难据此操作。但是，“被遗忘权”作为具体的人格权的确立则可以完全解释这三个原则。“被遗忘权”的确立为公民维护个人网络信息提供法律基础，使司法实践有法可依。
如果“被遗忘权”作为一项私权利被确立，在未来会出现公民个人与互联网巨头公司的对抗局面，消费者保护中的公益诉讼制度也将在“被遗忘权”保护领域发挥更大作用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“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，‘被遗忘权’除了需要立法保护，还需依靠互联网行业自律，以及法院保护被遗忘权的判例。”朱巍表示，现在有些网络技术已经可以对公民网络信息的保存设定时限，到期限自动删除。
随着技术的发展、行业协会的规范以及立法的不断完善，“被遗忘权”的保护将开启网络维权的新时代。
